毒品类案件的适用法律概述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社会的高速化、复杂化，以及网络信息化的发展，毒品犯罪的渠道和形式越来越隐秘，毒品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，毒品类案件也逐渐常态化。然而，有关毒品犯罪的法律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条目繁多，无形中增加了辩护律师的案头工作。

　　毒品犯罪是个法定犯，也就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后，造成了严重的法益侵害，已经超出了行政处罚的范围，就需要动用刑法。那么我们做毒品辩护的律师当然需要了解毒品犯罪中所谓的“非法”，包括了哪几部法律。

　　笔者进行了一个大概的梳理，最重要的就是《禁毒法》，这部法律由之前的《禁毒条例》而来。其次是《治安处罚法》，《治安处罚法》实质是一个被处以刑法之前的一个缓冲法律，也就是所谓的保安处分。

　　我们来看《禁毒法》是如何与《刑法》的347-355条进行对接的，《禁毒法》第59条、60条、61条、62、64、65条，这些都是刑法347-355条所谓非法的渊源所在，只有违反了《禁毒法》的这些条文，且达到了刑法规定的数量较大或情节严重的，才可能启动刑法。比如说，非法持有毒品罪，持有10克以下冰毒，不构成犯罪，但却违法了《治安处罚法》，需要受到被行政拘留，受到治安处分。再比如，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构罪，也需要符合一定的前置条件，才能被追究刑责，哪些前置条件呢？比如需要达到容留他人吸毒三次以上；或有容留未成年人吸毒的情形；或曾经因容留他人吸毒被行政处罚过等；否则就不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，但是虽不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，但是被处以15天以下的行政拘留还是免不了的。

　　再看《治安处罚法》，治安处罚法第71条、72条、73条规定了对涉毒类行为的行政处罚，（除了347条外，因为刑法第347条是不论多少数量，均构成犯罪），规定了一些涉毒的行为的治安处罚。

　　针对刑法350条的非法买卖制度物品罪，还有一个行政法规，就是《易制毒物化学药品条例》，该条例第38、39、40、41、42条，规定对制毒化学药品管理，如违法了这些管理规定，则违反了刑法上的350条的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；

　　涉毒案件如果已经超出了《治安处罚法》的处罚范围，则下一步就进入了刑事的立案程序，公安机关根据什么文件或法律来判定立案标准？为此，最高检、公安部就刑法347-355条，专门制定了一个部门规章，也就是《刑事案件追诉标准三》，此司法解释对刑法344-355条犯罪立案追究标准进行了一个细化，确定了一个立案追诉的标准，明确了罪与非罪的界限。此规章一共十二条，分别是，第一条规定了走私、制造、贩卖、运输毒品罪的立案追诉标准，也强调了347条，不论数量，均要立案追诉；第二条，规定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案标准，同时对毒品的种类及其数量进行了一个列举；第三条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的立案标准；第四条，窝藏、转移、隐瞒毒品、毒脏罪的标准，明确了与走私、制造、贩卖、运输毒品罪共犯的区别；第五条，走私制毒物品罪的立案追诉标准；第七条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的立案追诉的数量标准；第八条非法买卖、运输、携带、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、幼苗案的立案追诉的数量标准。第九条、第十条，规定了引诱、教唆、欺骗他人吸毒以及强迫他人吸毒的立案追诉第十一条，规定了容留他人吸毒的立案追诉标准；第十二条 规定了非法提供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罪的立案追诉标准；这一部规章，对于辩护律师来说，也可以对涉毒当事人是否构罪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，是个非常好的、清晰的指引。

　　当涉毒当事人被逮捕后，一般取保的可能性较低，就我们办理过的案件来看，取保候审成功的几乎没有，一方面反应了国家对涉毒类犯罪的严厉打击，另外一方面根据最高检《关于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五条，嫌疑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，应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其中就包括了吸毒、赌博恶习的；第六条嫌疑人有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或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，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包括了，毒品犯罪中的主犯或积极参加人员。我们知道，涉毒类犯罪，绝大部分当事人是吸毒人员，有吸毒恶习，被推定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，具有社会危险性，即便刑期可能在三年以下，也不可能被取保候审或被判处缓刑。

　　案件进入审判阶段，主要涉及到三个司法解释，第一个要用到的司法解释是《关于毒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该司法解释主要从1、毒品案件的管辖问题；2、毒品犯罪的嫌疑人、被告人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；3、关于氯胺酮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问题；4、明确了涉及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，需要做毒品含量的鉴定；第二要用到的司法解释是《关于办理制毒物品犯罪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》该司法解释规定了三个方面的问题，1、制毒物品犯罪的认定问题；2、关于制毒物品嫌疑人、被告人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；3、关于制毒物品犯罪定罪量刑的标准问题；第三个司法解释主要是针对走私、买卖麻黄碱的，《关于办理走私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形式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该意见主要规定了六大方面的问题；1、关于走私、非法买卖麻黄碱复方制剂等行为的定性；2、关于利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加工、提炼制毒物品行为的定性；3、关于共同犯罪的认定4、关于犯罪预备、未遂的认定；5、关于嫌疑人、被告人主观明知的认定；6、关于制毒物品数量的认定；7、关于制毒量刑的数量标准；8、规定了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的范围；

　　除了以上三个司法解释文件，还有三个会议纪要，虽然不属于司法解释性质的问题件，但对毒品犯罪辩护的重要性，却不言而喻。这三个纪要是《南宁会议纪要》、《大连会议纪要》及《大连会议纪要》，针对这几个会议纪要，最高法院的相关负责人分别对《大连会议纪要》和《武汉会议》发标了相应的理解与适用。《大连会议纪要》的主要涉及到16个方面的内容，分别是：

　　1、毒品犯罪的罪名确定和数量认定问题

　　2、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两种以上毒品的处理问题。

　　3、罪名认定错误的问题

　　4、吸毒者实施毒品犯罪的定罪问题。

　　5、吸毒者实施毒品犯罪的定罪问题。

　　6、居间介绍毒品犯罪问题。

　　7、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问题及毒品犯罪的死刑数量标准问题。不同地区适用死刑的数量不一样，比如广东要1公斤以上才会判处死刑，而云南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可能要求更高一些。

　　8、规定了毒品犯罪可以判处死刑的情形和可以不判处死刑的情形；

　　9、运输毒品的刑法适用问题

　　10、制造毒品的认定和处罚问题

　　11、毒品含量鉴定和混合型毒品案件的处理问题及毒品的鉴定问题

　　12、毒品的立功问题（协助抓获同案、毒枭立功、检举他人犯罪立功的认定问题）

　　13、毒品再犯的问题

　　14、毒品犯罪的共犯问题

　　15、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

　　16、特定人员参与毒品犯罪问题（主要规定对孕妇、哺乳期妇女涉毒犯罪的处理问题）

　　而《武汉会议纪要》主要从：罪名认定，共同犯罪认定，毒品数量认定，死刑适用，缓刑、财产刑适用及减刑、假释，累犯、毒品再犯，非法贩卖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等方面进行了一个解释和说明。